夏王朝的崛起，與“大禹治水”具有歷史的因果關系。

 

一、關于大禹治水的歷史記載

 

在中國上古典籍中，夏朝的創建者大禹是個把中國從一次空前的特大洪水中拯救出來的英雄。關于夏禹治水的傳說，在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尚書》中就已記載其詳。 如《尚書》云：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義。”

《尚書》之外，《詩經》、《左傳》、《國語》、《論語》、《孟子》、《墨子》、《山海經》、《楚辭》、《荀子》、《韓非子》、《管子》、《莊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等等，幾乎所有的上古典籍都記載了夏禹治水的壯舉。

傳說堯、舜、禹時代，天下洪水泛濫，水害橫行，“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禹之父夏鯀奉帝命治水，從上帝那里偷來“息壤”以填洪水，未能平息水患，結果被堯、舜“殛之于羽山“。

鯀死后，夏禹繼父業治理洪水，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于溝壑。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淫。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余相給，以均諸侯。

結果治水成功，中國百姓得到拯救，夏禹由此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的第一代君主。

從典籍記載中不難看出，大禹治水的故事，是歷史，是傳說義似乎是神話。其為歷史，夏禹是夏朝的創建者、夏禹治水的事跡由夏、商、周三代史官(瞽史)口碑相傳，載諸典冊，先秦一切史書均言之鑿鑿，鐘鼎銘文亦見記載。

如《秦公簋銘》：“鼎宅禹跡”，《齊侯鐘銘》：“咸有九州，處禹之堵。”足證夏禹治水之事不是空穴來風、子虛烏有，而確確實實是傳說中的歷史。

 

但是，典籍中有關夏禹治水的傳說，顯然又有許多屬于附會夸張之說。例如《禹貢》就把當時“九州”的名山大川都說成經由夏禹所治理。

無論從夏初的國家行政機構還是從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看，要組織、規劃和實施如此巨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是根本不可能的，有的典籍，尤其是一些子書記錄的大禹治水事跡，還充斥著神話色彩 。

如《呂氏春秋》、《淮南子》等，說上古洪水泛濫之時，禹鑿龍門、辟伊闕、決河亭，“疏九河，?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云云，其中的許多內容，顯系神話而不是歷史。

上古文獻所記大禹治水的故事，盡管歷史與神話相混、俊說中雜糅史實，一般的歷史家都公認，上古時代曾經有過場極可怕、極嚴重的特大洪水，水患橫行，給人民帶來浩劫災難。

夏禹在歷史上以治水著稱，這位治水英雄以治水的功績博得人們的擁戴，進而榮登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的開國君主之寶座。如果說，夏禹治水和那場特大水災毫無關系，顯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退一步說，即使“大禹治水”純屬神話，它的產生也應有一定的現實生活為基礎。 當代神話學的理論告訴我們，神話是在先民幻想中經過不自覺的藝術方式所加工過的自然界和社會形態，是上古自然與社會現實的一種曲折而非直接的折射或反映。

因此，科學地解答和澄清夏禹時代那場長期的、毀滅性的特大洪水發生的原因及其泛濫地域等疑問，從某種意義上說，夏文化的發祥地和夏族的原居地之謎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傳統的歷史家，由于認定夏人為中原土著，夏文化起源于山西、河南，故其對于洪水起因和泛濫地域的考證，均在黃河上作文章，認為夏禹時的洪水發生在黃河中游地區的，多把洪水解釋成山洪爆發造成的河水泛濫。

 

 

例如，有研究者就撰文提出了古代洪水發生于山西汾河盆地平原說。還有的學者則考定“洪水”原為一專名。

地域在今輝縣及它的東鄰各縣境內，其水與淇水會合后入黃河，但從文獻所記當時洪水的規?？?，用山洪爆發或某條小河泛濫來解釋，顯然難以令人信服。

這樣一種“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且“泛濫于中國”的特大水災場景，決不是是場山洪爆發、一條河水泛濫能夠形成的。況且，從歷史地理學和古生態學的角度看，黃河中上游地區也不可能發生如此一場持續多年的特大洪水。

 

二、大禹治水不在黃河的推理

 

因此，更多的歷史家認為夏禹時的特大洪水發生在黃河下游地區，是下黃河潰決造成的黃河泛濫。

但是，從文獻記載、田野考古、古生態學和歷史地理學等多方面綜合考察，下黃河泛濫的說法也同樣疑竇叢生，頗可進一步推敲商椎。

首先，下黃河泛濫的說法與文獻所記洪水的來勢不合。

《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黃河流域的地勢西高東低，自古河水由西向東順流而下， 而《孟子》明確記載夏禹時泛濫于中國的水災，是“水逆行”，是從大海向內陸傾注進來的。

其次，從歷史地理學和古代生態學的角度考察，在新石器時代到夏朝初期這一歷史時段，黃河流域發生持續堯、舜、禹時代“浩浩懷山襄陵”、“泛溢于天下”的特大洪水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當代歷史地理學家對于黃河流域生態環境、森林植被、氣候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證明，黃河流域許多新石器文化遺址如西安半坡、河南下黃岡、山東歷城龍山文化遺址，都發現了喜暖濕的動植物遺存；

現今生長在長江流域的竹類，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黃河流域有大面積的分布：這表明當時黃河流域的氣候比現在暖濕，暖濕的氣候條件使黃河流域的森林植被比后代要好得多。

 

 

正如歷史地理學者史念?！稓v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黃土高原及其農林牧分布地區的變遷》和《論兩周時期黃河沉域的地理特征》等一系列論著中所指出的，直到兩周時期，黃河中游的西北部為草原地帶；

而從渭河上游或更西的地區開始，一直到下游地區，均為森林地帶。 森林地帶中兼有若干草原，草原地帶也雜有森林茂密的山地。

故司馬遷《史記》所描述的戰國時代的農牧分界線在龍門(今韓城、河津之間的龍門山)、碣石(今昌黎縣碣石山)一線，大致也就是當年草原與森林地帶的分界線。

兩周時期及其以前黃河流域的植被良好，與現今當地天然植被稀少的情況迥然不同。因此，兩周時期以前黃河遷徙、決口、改道的可能性遠比后代小。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后發表的《黃河與運河的變遷》、《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的安流局面》等論文，也認為：

歷史時期黃河的全部歷史，可分為唐以前和五代以后二期，前期即唐以前黃河的徒決次數并不很多，只是到了后期，黃河才變成決徙無仍，且越到后來越嚴重。

 

 

為什么同是一條黃河，而前、后二期的情況大相徑庭呢?譚氏把原因歸之于“整個流域內森林、草原的逐漸被破壞，溝渠、支津、湖泊的逐漸被淤廢。”

事情很清楚，新石器時代末期即夏王朝崛起之際，黃河流域良好的地理環境和植被氣候，使得該地區不可能爆發一場持續堯舜禹時代、“浩浩懷山襄陵”、“泛溢于天下”的毀滅性的大洪水。

因此，黃河流域即傳統史家假定的夏族原居地山西、河南等地，也就不可能成為“大禹治水”傳說的原生地。

 

三、大禹治水在長江流域的推理

 

長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并不比黃河流域落后。 從距今8000年時起，長江流域先后哺育了城背溪文化、彭頭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而后起的良渚文化，更以具創造出琮、璧、鉞等精美絕倫的玉禮器、高臺土冢、大型建筑基址、神人獸面紋和高臺祭壇而在史前時代的中國獨領風騷。

從歷史上看，長江文化為中華文明貢獻了稻作農業、蠶?？椌I技術，原始瓷器燒制技術、玉禮器文化和衣冠文化；

長江流域是古代產銅中心，迄今為止已在長江中下游發現了我國最早、最大規模的銅礦遺址，是鐵器的發明地、很可能也是青銅業的發明地。凡此種種，足證長江流域是中華文明的兩大主要發源地之一。

江西吳城文化和新干大洋州商代大型青銅器群的出土，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青銅時代的江南文化也同樣可以與中原地區相匹敵、相媲美。

 

 

關于“禹和洪水傳說起源于東南地區”的更直接的證據，是由當代歷史地理學家們提供的。

地理學家對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第四紀古地理的研究成果表明， 自晚更新世以來，中國東部平原區曾經先后經歷過三次海侵：星輪蟲海侵，假輪蟲海侵；卷轉蟲海侵。

星輪蟲海侵發生最早，約起于距今10萬年前，隨后的海退則發生在距今7萬年前后，假 輪蟲海侵發生于距今4萬年以前，海退則發生于距今2.5萬年前。

這次海退是全球性的，規模極大，中國東部海岸由此后退了大約600公里，東海中的最后一道貝殼堤位于東海大陸架前緣距今海平面的-155米處，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為距今14780±700年前。

這是迄今發現的假輪蟲海侵的最后海岸線。繼之而起的卷轉蟲海侵，是全新世最后一次海侵。這次海侵“大約從15000年前開始，海面上升速度很快，到12000年前左右就達到現代水深-110米的位置上：……到了11000年前上升到-60米位置……

隨后海侵迅速擴大，淹沒近海平原，江南地區海水直拍山麓，在華北海岸達到天津以西。” 到了距今8000年前，海面已上升到-5米的位置；到了距今6000年前，海侵達到最高峰。

當時，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區的海岸線，太湖平原在江陰、謝橋(常熟本部)、太倉、馬橋一線；杭州灣北岸地區在金山、王盤山、赭山至轉塘一線；寧紹平原西起會稽山北麓、東到四明山北麓，成為一片淺海。

歷史地理學者樂相謀敏銳地感覺到了海侵與“禹和洪水”傳說之間的密切關系，并大膽地把顧頡剛先生20年代提出的“禹是南方民族神話中的人物”、“ 這個神話的中心點在越(會稽)”這一假說與寧紹平原海岸變遷和史前文化之關系綜合起來考察。

樂氏從《越絕書》、《吳越春秋》及其他地方志中，找到了紹興、余姚、上虞三縣境內的舜、禹故跡18處，他發現，這些“舜跡”、“禹跡”，絕大多數均分布在寧紹平原的南部山麓地帶，即卷轉蟲海侵以后發生的海退后最早成陸的地方。

再從《尚書》、《孟子》等文獻對禹時那場洪水規模、持續時間以及洪水發生的方向看，僅僅一條河流泛濫要造成這樣大、這樣久的洪水既不可能；所謂“水逆行”，亦與江漢朝宗于海、由陸地往海洋順流的事實不合，面與海侵時水從海洋往陸地同流的運動方向相符。

 

 

據此，樂祖謀認為：

古代傳說中的這次洪水和治水，很可能是全新世末‘卷轉蟲海侵’和海退在古代越族人頭腦中的一個形象化的、曲折過程的反映。

不難想見，當古越族的祖先由于海侵發生而被迫退向山區后，對昔日平原生活的印象是不會消失殆盡的，對于平原被大水從海上淹沒的印象會通過各種形式世世代代流傳下去，這就是“洪水’的起因。

而當許多世代以后，海退的時刻到來了，越族人看到南山腳下又重新出現陸地時，因為不能解釋，便只能歸之神功，這就是‘禹’和‘治水”的起因。

樂氏從歷史地理學的視野探討“禹和洪水”傳說的起源地問題，并據東南沿海平原地區的環境變遷與新石器文化遺址及禹、舜故跡的民俗學資料等方面因素綜合考察，在方法論上就已勝人一籌。

他考定古代傳說中的洪水是一場海侵、這個解釋與《尚書》、《孟子》及其他上古文獻所記堯舜禹時代那場洪水的巨大規模、持續時間尤其是“水逆行”的洪水運動方向都一一相符，顯然比山洪爆發、黃河潰決等舊說更逼近歷史本相。

但樂氏的解釋也還存在不少漏洞：

第一，把傳說中的洪水等同于第四紀末的“卷轉蟲海侵”，從年代上看似乎有些牽強，據傳統典籍記載，洪水發生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夏朝崛起之際，而卷轉蟲海侵則發生在6000年前，兩者整整相距2000年；

其次，把洪水傳說看作僅僅是錢塘江南部寧紹平原一隅的產物，與典籍所記“洪水橫流，泛濫于中國”的傳說也懸殊太大。第三，把禹及其治水純粹看作神話和神話人物，恐怕也未必符合實際。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歷史意識最為發達的國度，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歷史學最為發達的國度，早在夏朝時，朝廷就已設置史官，記載王者政跡。 夏禹作為夏朝的第一代君主，被傳統史家尊崇為把中國從洪水中拯救出來的英雄。

從《尚書》、鐘鼎銘文到諸子雜家書，歷代史家和儒、墨、法、道各家知識界精英對他治水的功績贊不絕口，如果說夏禹與洪水和治水之事毫無干系，這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實際上，一些學者對東南地區其中主要是長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史前地理環境變遷史的研究已經證實，在良渚文化末期，即夏王朝崛起前夕，整個長江三角洲平原的環境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變化。

由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全球性氣候變遷的影響，長江下游平原在良渚文化末期遭受了一次大規模的海侵，海侵及隨之發生的平原沼澤化，使長江三角洲平原處于一片汪洋之中。

經歷了一千余年發展起來的發達的良渚文化終于毀于一旦；許多聚落被洪水淹沒，文化設施被毀，而其農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沒在水中。

這場大規模的水災已經由田野考古發掘揭示的良渚文化地層沉積環境所證實，考古學家們指出，長江三角洲平原的許多良渚文化遺址之上，普遍發現了當年水災的痕跡——淤泥、泥炭和沼鐵層；一些良渚文化遺址，如今還深埋在太湖湖底。

可以想見，當這場“浩浩蕩蕩”、“懷山裹陵”的大洪水降臨時，良渚文化先民為了生存而同自然災害進行的是一次何等艱難、何等悲壯的大搏斗。

 

 

夏文化萌生崛起于東南地區，夏族的原居地在長江下游三角洲平原、正是在同洪水浩劫的生死搏斗中，消現了大禹治水這一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詩般的傳說故事。